近年来，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我国绿色贸易加快发展，成为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的典型特征。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均对发展绿色贸易作出战略部署。当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背景下，以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成本为特征的传统贸易模式已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导向，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深度融入贸易全链条、各环节，推动贸易动力由“数量驱动”向“质量引领”与“创新赋能”转变，实现绿色贸易创新发展。这不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更是我国履行大国责任、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务实行动。
1. 深刻认识发展绿色贸易的时代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发展绿色贸易，不仅关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与成色，更是一项关乎全球生态安全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
第一，这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本质要求，这意味着所有经济活动包括国际贸易都必须遵循绿色发展理念。国际贸易连接国内外市场、配置全球资源，其模式与结构直接影响生态环境。传统贸易模式往往将环境成本外部化，导致资源过度消耗与污染转移，加剧全球生态失衡。因此，必须推动贸易绿色转型：建立绿色核算体系以精准量化环境成本，通过绿色标准倒逼产业升级，以绿色消费驱动技术创新，从而将环境成本内化于贸易体系。由此，贸易结构将向低碳、循环、高效演进，有助于充分发挥资源集约利用、促进环保技术扩散的市场力量，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这是履行应对气候变化大国责任担当的必然选择。气候变化作为事关人类前途命运的全球性公共危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国际贸易及跨境运输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其绿色转型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关键环节。中国作为世界最大货物贸易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肩负重要责任。履行这一责任，意味着必须将“双碳”目标系统性地深度融入贸易政策体系：一方面，要大幅提升光伏、风电、电动汽车等低碳产品与技术服务的贸易规模，帮助其他国家加速能源转型与低碳发展；另一方面，要着力加速推动远洋航运、航空货运和跨境物流体系的脱碳进程，积极推动“一带一路”绿色贸易与国际规则对话，有效避免“碳泄漏”和单边碳壁垒对多边贸易体系的冲击，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展现建设性引领作用，真正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
第三，这是培育面向未来的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全球绿色规则体系正在快速重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电池护照、供应链尽责立法等新型规则不断涌现，绿色标准日益成为国际市场准入的门槛。在此背景下，发展绿色贸易，通过绿色市场准入倒逼国内产业技术革新，推动绿色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化和全球化，不仅能够培育出一批在光伏、储能、特高压等领域已具领先优势的绿色产业集群，更能通过数字技术与绿色技术的融合，催生智慧能源管理、碳资产管理服务等新兴贸易形态。推动我国从全球绿色产品的“供给者”升级为绿色技术标准的“制定者”，在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新赛道中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实现从贸易规模优势向贸易质量优势的历史性跨越。
2. 牢牢把握绿色贸易创新发展的重点领域
推动贸易绿色转型是一场系统性工程，应聚焦以下三个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实现以点带面、纵深突破，构建起绿色贸易发展的“四梁八柱”。
促进绿色贸易扩容提质，推动贸易对象绿色化。贸易对象绿色化是指推动商品与服务进出口的同时降低环境足迹、提升生态效益。具体而言，在货物贸易领域，应规模化发展环境友好型产品，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节能家电等优势绿色产品出口，打造“中国绿色制造”品牌，提升产品环境声誉与附加值；同时鼓励引进先进低碳技术、关键装备及核心零部件，以引进带动绿色技术升级。在服务贸易领域，重点拓展生态咨询、碳资产管理、绿色金融等知识密集型绿色服务，培育新增长点，并为绿色货物贸易提供配套支撑。为此，需加快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绿色标准、认证与标识体系，推动国内外标准互认衔接，破除隐性绿色壁垒，促进绿色产品与服务在全球高效流通。
构建绿色供应链管理体系，推动贸易过程绿色化。即便贸易对象本身是绿色的，若其供应链存在高消耗、高排放等问题，仍会削弱整体转型成效。因此，必须将绿色管理从产品拓展至全产业链。应推动链主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战略，通过设定供应商环境门槛与持续改进要求，将绿色标准传导至上下游，带动产业链整体绿化。物流环节应发展以多式联运为骨干的绿色运输体系，规模化应用新能源运载工具，推广可循环包装与标准化载具。同时，建立从绿色设计到回收再利用的闭环管理体系，推动再生资源产品贸易规范化，加强循环经济国际合作，从而将传统“线性贸易”升级为资源高效循环的“循环贸易”模式。
实现规则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推动贸易规则绿色化。规则是贸易活动的“指挥棒”和“导航仪”。若没有与国际接轨、公平合理的绿色贸易规则，前述努力可能因规则冲突而事倍功半，甚至引发贸易摩擦。因此，应主动参与世贸组织框架下贸易与环境议题谈判，推动制定既平衡环境与贸易目标又兼顾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的国际规则。在双边和区域自贸协定谈判中，要积极设置议程，纳入高水平、可操作的环境章节，通过区域实践积累经验。同时，立足国情加快构建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符合我国发展阶段的绿色贸易统计、核算与监测体系，为国际谈判提供中国方案、维护发展权益奠定数据与制度基础，并以此引导国内企业绿色转型。
3. 扎实推动绿色贸易创新发展的实践路径
推动绿色贸易创新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综合运用科技、产业、政策、国际合作等多种工具，沿着清晰的实践路径稳步推进。
强化科技创新驱动。绿色贸易的竞争力根植于绿色科技的实力。绿色低碳前沿技术具有公共品属性强、投资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特点，需国家财政加大对可再生能源、储能、碳捕集、绿色材料等关键领域的研发投入，力争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同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通过税收优惠、绿色采购等政策，推动企业将绿色研发纳入竞争战略，建设绿色技术中心，开展全流程绿色创新。还需重视数字赋能，运用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构建智慧物流与绿色供应链追溯平台，实现全链条碳足迹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以数字化提升贸易绿色化的管理效能。
推动产业绿色升级。贸易是产业的延伸，绿色贸易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绿色低碳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应充分发挥贸易政策的引导作用，通过优化出口退税等工具，鼓励高附加值、低环境影响的绿色产品出口，逐步限制高耗能、高排放产品输出。同时，需系统培育绿色低碳产业集群，围绕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等优势领域建设绿色制造基地，以规模化与品牌化提升产业链整体绿色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此外，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提升再生资源利用水平，为相关产品参与国际贸易夯实产业基础。产业的全面绿色升级，正是贸易结构实现根本优化的源头活水。
完善政策制度体系。完善的法律与政策体系是引导市场力量支持绿色贸易发展的基础。应加快健全促进绿色贸易的法律框架，配套建立绿色税收、信贷、债券和保险等经济激励工具，完善企业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并创新专业化的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为绿色贸易提供长期、稳定、低成本的市场化融资支持。同时，需加强生态环境、商务、海关、金融等部门的监管协同与信息共享，通过严格执法压实企业在贸易活动中的环境主体责任，有效防范污染跨境转移。此外，还应建立系统的服务体系，协助企业理解并应对国际绿色标准、碳关税等新型贸易规则，持续提升其绿色合规能力与国际竞争力，为绿色贸易发展构建全方位支撑环境。
深化全球开放合作。绿色转型是全球性议题，封闭孤立没有出路。中国应坚定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一切形式的绿色保护主义。为此，要扎实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在基础设施、能源合作与产业投资中全面融入绿色标准，与共建国家分享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经验与技术成果。同时，通过深化“南南合作”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绿色产业能力和贸易水平。在此基础上，中国应积极在联合国、G20、APEC等多边平台倡导开放包容、公平正义的全球绿色贸易与投资环境，推动构建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绿色治理新格局，让绿色贸易成果真正惠及所有国家和人民。
（作者：钱志权 潘禹锡，分别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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